真实对印反击战,印军俘虏好吃好喝还能旅游

年10月20日至1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打退了入侵中国领土的印度军队，保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并在国际上开创了胜利之师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和主动释放战俘的先例。

笔者当年曾参加了东段的两个战役——克节朗战役和西山口—邦迪拉战役。这里仅就当时我军对多名被俘印军官兵的管理工作情况作一回顾和介绍。

对战俘的待遇超过《日内瓦公约》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对被俘印军官兵的管理工作是在弘扬人道主义、为推动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有所贡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当时参加此项工作的我军干部和战士不仅认真学习和遵守《日内瓦公约》，而且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超过了战俘待遇公约的要求。这是因为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说到底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是有历史传统的。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俘管工作是从战地收容和后送开始的。我军对放下武器的印军官兵切实做到了不杀害、不虐待、不侮辱、不捆绑、不没收私人财物，受伤者给予治疗，生活上给予照顾。有的部队在深夜抓到印俘后，马上给他们生火取暖、烧茶、做饭。有的部队发现躲进山林中、岩洞内快要冻饿致死的印军伤病人员立即抬回治疗。

各部队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都尽量查清姓名（印军官兵随身带有《军人手本》PersonalBook，是印军官兵的身份证和领取薪金的证件）、军号、军衔和部别，登记后就近掩埋并插好标记。不少印军看到我军宽待俘虏的实际行动后，主动向我军报告同伴下落，帮助我们喊话劝降。

前线指挥部设有被俘人员转运站，由我军联络干事和翻译、医务、后勤及警卫人员组成，其任务是把各部队收容的印军被俘人员集中起来，统一送往后方俘虏收容所。在转运站，首先向被俘人员交待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消除他们的疑惧和敌对情绪，提供饮食和治疗。

印军俘虏

登记后按民族、部别临时编队，10人1班，10个班编为1个中队；班长由印军军士担任，军官单独编队。同时动用一些战缴物资如毯子、睡套、衣帽、炊具、餐具等发给印俘，使其生活有保障。后送途中，有时需步行数日才能乘车，每次都派人提前到预定地点设营，勘察水源、柴源，联系领主副食，分配住房或帐篷，划分好营区，使印俘一到便有水喝、有饭吃、有住处。

俘虏收容所设在海拔较低、气候较好、水源柴源充足、地形开阔、便于管理和开展文体活动的地方。主任、副主任由熟悉印度社会情况和印军情况的我军联络部官员担任。每个管理-名印俘的收容所均设有所部、管理股、后勤股，配备有数十名由西藏和内地各单位抽调来的外语干部。

俘管工作的实施

印俘到收容所后，管理人员先向他们交待政策，并动员他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主动交出违禁物品（武器、刀具、弹药、雷管、毒性药物等）。印俘的军衔、肩章、现金、手表、戒指、护身符、剃须刀、水果刀、《军人手本》、影集、存款单等由个人保存；个别人携有公款，我们不没收也不代管。然后让他们填写我军统一印制的俘虏登记表，填表前讲明：登记是为了便于安排他们的生活，也关系到他们与家人通信及今后的释放交接手续。

被我军搜出来的印军举手投降

由于大部分印军士兵文化程度不高，常有人把自己的英文名字拼错，有的把宗教、种姓当作民族，在参照其《军人手本》核对、改正后，编制出《被俘人员名册》、《被俘印军军官名册》、《被俘印军伤病人员名册》。印俘经我方收容后经治疗仍残废或死亡的，须填报有军医和证明人签字及专家鉴定的《俘虏残废证明书》或《俘虏死亡证明书》。每次释放交接印俘时要向双方红十字会提供《交接被俘印军人员名册》。

登记、造表后须做好编队工作。考虑到印军的性质和特点，我们对校以上军官、低级军官、军士分别编队；对尼泊尔籍和锡克联队的被俘军官也单独编队，在生活中充分照顾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如锡克人喜吃面食、甜食，留长发、擦头油，需要“梳妆”时间，每日须祈祷两次等。

我们对印俘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必要的制度和纪律。各收容所均不设铁丝网或围墙，只在较远处设若干岗哨。印俘的活动范围都在收容所住房和帐篷周围米左右。我军俘管干部的住房和印俘靠近，干部常到俘虏班同他们谈话或参加他们的活动。对印俘军官不搞集体点名和训话，对他们某些违反规定的现象采取个别谈话的办法及时提醒。

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中）

印俘班长、印俘副区队长均由印俘担任。日常生活管理，如集合、点名、出操、搞卫生、领主副食、发日用品等都委托他们带人去做。“以俘管俘”体现了民主管理和我军宽俘政策，并有助于解决印俘在民族感情、生活习惯和语言上的一些问题。各中队还建立了印俘伙食委员会和文体委员会，主任由我军干部担任，委员由印俘推荐。

收容所在物质生活安排上做到了使印俘“吃好、住好、穿暖、睡好”。其伙食标准与我边防战士供应标准一样，印俘军官的标准稍高一些。对印俘中的高级军官，特别是达维尔准将，因其年纪较大，给予特殊照顾。

我军后勤部门根据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印俘的饮食特点和禁忌，在食品供应上认真进行调剂和区别，如印度教徒忌吃牛肉，穆斯林不沾猪肉。除素食者外印俘都爱吃鲜羊肉，但一般都愿意由他们本民族、同宗教的人宰杀。锡克、旁遮普和其他北印度人以面食为主；廓尔喀、阿萨姆、孟加拉和南印度人习惯吃米饭；印俘普遍喜欢甜、辣、咸的浓味食品。

这些食俗特点在收容所后勤部门的安排、筹购和调剂下都得到了尊重和照顾。各收容所都备有印度主要的民族与节日一览表，过节时，收容所为印俘安排较丰盛的会餐。在印俘开运动会期间和文艺演出之后，收容所还为运动员和演员额外增加糖、茶、食品等。高原寒冷，各收容所为印俘发放了足以御寒的棉衣、棉被、褥子、鞋袜等。每月向印俘发放香烟、香皂、肥皂、牙膏、剃须刀、头油、糖果、罐头及举行宗教活动用的蜡烛等物品。

印军俘虏与我军战士联欢

在俘管工作中，我们十分注意尊重他们的习俗，譬如不触碰他们的饮食用具；应邀参加他们的宗教活动时，进祈祷室前脱鞋。对印俘的特殊习俗一不议论，二予照顾。例如锡克人洗澡后有用香脂擦身的习惯，我们按时发给他们一些代用香脂。印俘上厕所后习惯于用水冲洗，我们为他们提供了贮水及盥洗用具。

印俘中除少数人用勺吃饭外，绝大多数人用手抓，我们从不妄加议论。在处理问题时要考虑到印俘的自尊心，对一般违纪问题，如打架、赌博、小偷小摸、不服从管理等，主要通过个别谈话教育制止，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让印俘以班为单位订立遵纪公约，看电影或组织体育比赛时留一值班员以防丢失物品。这样做也是《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所允许的。

收容所还对印俘进行宣传教育，内容包括：

（1）说明宽待俘虏是我军的一贯政策，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对印俘的宽待也是我国维护中印人民友好的具体表现；为了中印人民友好及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要求印俘遵守各项规定，和收容所合作，建立和维护良好的集体生活秩序。

（2）针对印俘中大多数人希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却又不清楚中印边界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实际情况，我们以我国政府年10月24日的声明、周总理年11月15日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和我国政府年11月21日的声明为依据，向印俘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和我国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和立场。

我军干部帮助印俘成立小乐队

针对印俘盼望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心理，介绍我国政府关于主动停火、后撤和建立民政检查站的声明，指出我方已提出双方指派官员会晤，商谈归还印俘事宜的建议。对印俘的教育主要是摆事实，正面阐述我们的观点，不强迫印俘接受我们的观点；教育中，不指名批评印度领导人，不涉及印度内政；言谈中时时注意不伤害印俘的民族自尊心。

各收容所均有有线广播网，及时转播我中央台的英语及印地语新闻、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史料、短评、社论，我国政府的声明和领导人讲话；公布收容所的通告、通知；讲评印俘生活情况，介绍卫生、防病知识；播放印度歌曲、音乐等。收容所针对印俘普遍关心的问题，每周举办一次专题讲座。

电影放映组每周为每个印俘中队放映2-3次电影，《白毛女》、《五朵金花》、《林则徐》、《女篮五号》、《聂耳》、《勐垅沙》、《柯山红日》、《战上海》、《中尼签订边界条约》、《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及印度影片《两亩地》、《流浪者》等都深受印俘欢迎（放映前张贴海报，介绍梗概，放映中加印地语解说）。各收容所均备有大量书刊、画报，英文、印地文的出版物。

回国前，印军士兵向我方医生与管理人员表达感谢

在印俘过灯节、泼水节等民族、宗教节日时，我们以中队长官或收容所司令官的名义请印俘军官吃中国饭菜、茶点。年3月31日是印度全民性节日“酒红节”，收容所为印俘准备了节日所需的各种用品，举行会餐，开联欢会、营火会。印俘们吃着“哈尔瓦”（一种用面粉、油、糖、奶混合炸制的甜食），在林间草坪上载歌载舞，互相用红色点额、抹脸，以示庆贺。我方工作人员和他们一起歌舞，向他们祝贺节日。

有个参加过二战、到过缅甸战场并被日军俘虏过的锡克老兵感动地对我们说：

“在其他国家里，俘虏是不准开展文体活动的。只有中国政府对我们这样关心，设有文娱室和各类球场，供应我们乐器、扑克、棋类和体育器材，组织晚会和运动会。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我们是友好的。”

释放工作

释放印俘工作是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以分期、分批、分地遣返的方式进行的。年12月释放了多名，其余俘虏于年4月10日至5月25日先后移交给了印度红十字会。

我军向印军移交俘虏

每释放一批（释放批次基本上以中队为单位编排），收容所都召开欢送会，组织聚餐。收容所干部分别到各印俘班祝酒送行，向每个印俘赠送刻有“中印人民友好”的金笔、织锦等纪念品，合影留念。印俘出发时，组织欢送。收容所路口均扎制了用松柏枝装饰的彩门，挂有“中印人民友好万岁”、“欢送被俘印军人员回国”、“一路平安”的标语。

各批释放工作都做到了：送印俘往交接地点时路上“走好”，交接印俘时将其“放好”，使印俘回去后“影响好”印俘临走时普遍同我们握手、拥抱，表示惜别和感激。许多人向我们赠送钢笔、日用品、“全家福”照片，有些印俘用10卢比的印钞做成花环献给我们，表示对收容所干部的尊敬。分手时“印地秦尼帕依帕依”（“中印人民是兄弟”）的欢呼声表达了印俘和我们的共同心愿。

年4月6日至5月4日，我方还组织了27名少校以上印军被俘人员参观了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6个城市，游览了各地市容和名胜古迹，观看了歌舞、戏剧和杂技表演。在北京，中国红十字会伍云甫副会长和中印友协的丁西林会长分别接见了他们，红十字会秘书长设便宴招待。他们还观看了“五一”节庆祝活动和节日焰火，并同印度驻华使馆人员见了面。5月4日他们经昆明被遣返出境。

回到印度的印度战俘

此次活动使这些印俘军官进一步了解了我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参观中不向接待单位宣露他们的身份，只介绍他们是印度朋友。考虑到“五一”庆祝活动有政治色彩，我们向他们宣布可自由参加，结果除个别人外都观看了庆祝活动，达维尔还到天安门观礼台看了焰火。

在将近一个月的参观中，除释放时作了一次综合报道，在北京上飞机前照了张照片外，整个活动未报道，不拍照，不拍电影。通知印度红十字会派代表来接运印俘的电报也未用明码，而是通过印度驻华使馆拍发的。这些都表明了我们对印俘军官民族自尊心的尊重，避免了任何可能使他们难堪的场面的出现，也使他们回国后不致遇到责难。

我军在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善待印俘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赏，美联社承认我军宽待俘虏是“传统政策”，《印度快报》称我方释放全部印俘“是一个使科伦坡国家具有深刻印象的巧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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